“剃头”是我们淮河这一带土著人的口语，其书面语唤作“理发”“美发”“艺术造型”等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，是觉得“剃头”这两个字比别的称呼更形象些、接地气些，就像我们习惯叫“马星星”而不称“蜻蜓”、叫“猪耳朵稞”而不称“车前草”一样，这可能是由于受到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、东庄的大鼓西村的锣长时慢袭的缘故。

我的老家是赵庄。记忆中的赵庄不大，约五六十户人家，二百来人口。就在这片黄土地上，前辈们在一年又一年重复着春播秋收、割草喂牛、劈柴煮粥的日子。前辈人中，就有一个名为赵福典的中年人，他身体瘦高，肤白清秀，说起话来总是轻声平气的，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儒雅；若按辈分计算，他是父辈一级的，我应该喊他“典爷”。典爷就是我们那里名噪十里八里的赵庄“第一剪”了。

除去午季和秋季，典爷剩下的时间就是走乡串里地忙着剃头。剃头的时间相对地比较固定，一般是约两个月时间一个村庄轮流一次，少数人因为事忙或外出不在家，只能抽个时间亲自到典爷家里去剃了。剃头的地点很随意，若天气不怎么冷，要么在门口的那棵老皮树底下，要么在坝口石条边的紫槐树下，或者是茅屋后面的凉荫里；在冬天，多是在堂屋里剃头，有时偶一抬眼，就能看到远处南塘沿上的残雪和郭庄后面公路上驶过的红色“大队号”两节杠客车，据说，那车是往返县城的。县城是啥样，不知道，只记得后来我第一次去县城坐的就是这样的“大队号”，那是去读高中，大哥送我去的。

典爷的道具全都放在“马篮”里，到谁家剃头，马篮往胳膊上一挎，不多时就到；倘若去别的村庄，只有再给“11路车”踩踩油门了。所需的长条凳和热水则由本家提供的。至于剃头实在的情形，和丰子恺老先生的《野外理发处》一文所写的如出一辙。

当然，那个年代前来剃头的多是男性。平常的日子，孩子们和半大小子剃的都是清一色的“粪扒头”，有的为了别致，还要求在脑后霸上留一个小尾巴，好让跑起路来“拉风”些。年轻人剃的是小平头，老年人多是“葫芦头”。要是到了年关，无论长幼辈分，时长时短，都还要再来一剃，俗话说得好，“有钱没钱，剃个头留过年”。或许是因为即将过去的一年，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，没有什么起色，想“从头再来”的意念油然而生。

孩子们剃头很少有洗头的，都是乖乖地立在原地，等师傅三推两剪之后，再将胸前的围布一撤，便撒马由缰不见踪影了。只有大人们才能享受剃头过程中洗头的待遇。洗头最初用的是“洋夷子”，就是臭肥皂，头发剪短以后，先润湿一下，再用臭肥皂水洗一洗，下下灰，最后才能“定型”。第二代洗发剂是洗衣粉，再后来就是海飞丝、潘婷了，而现在，名目繁多的洗发、染发、美发、护发等品牌，更是让人目不暇给。臭肥皂洗过发后，头发是涩涩的，用手指去梳理，如同行走在草莽间，裹足不能前。用洗衣粉洗发，感觉整个头颅就像放在干柴烈火上炙烤，感觉热烘烘的，后期的头发显黄，细且易断。

女孩子一般不去专门理发的，头发乱了、长了什么的，大多由母亲来打理。说是打理，其实就是拿着剪刀将头发剪短剪整齐点罢了，没有啥花花肠子，而母亲自己的头发也都是亲自动手绾起来，再用一个簪子往上一别，就高搁在脑后了。现在的男孩和女孩的理发都很讲究，造型也各有风格，当然价格也很前卫，如，女孩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头发拉伸，在我们这个小镇就需要二百多元。

典爷的“薪资”是按年计算的，就是现在说的年薪，搁到今天，按因果关系来讲，典爷就是一个“白领”。不过，在我的印记里，他穿着最多的却是黑裤蓝褂，到了冬天，也不过再外加一件黄绿色军大衣。每年的“祭灶”前后，典爷就拿着几个蛇皮袋，挨村挨户地“讨薪”。说是“薪水”，其实不过是些五谷杂粮，是按一家人口的多少和年成的好坏收几瓢粗粮糊口罢了；要是遇到贫困户，典爷也不过是哈哈一笑了之，都乡里乡亲的，哪有什么“真”可较劲的，权当是一段情缘，算是“扶贫”了。

后来，市场开放了，典爷除了“背集”里走家串户以外，“逢集”的时候，他就挑着担子赶集去了。担子一头放几瓶热水，另一头是一桶新打的井水，这大概就是时常所说的歇后语“剃头的担子一头热”的来历了——再加上凳子和工具什么的，正好够一挑，于是，典爷就哼着小曲、满面春风地踏过小石桥，向西河湾那边集市上挑去了。

因为有一手好手艺，典爷家的生活条件就比较宽裕。我的记忆中，他家是我们庄子第一个拥有彩电的，就因为这，农忙之后的每天晚上，典爷家的那副厚重的朱漆大门似乎都要被挤破似的；有时遇到停电，典爷就抱一些电池连接起来，反正看电视不能扫自家爷们的兴。

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关于典爷的零星的记忆。再后来，不知是什么变故，典爷突然举家东迁，据说是落户到江苏某城去了，这在当时比较闭塞的赵庄及周边几个村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逢年过节回老家转转时，有时问起典爷的事，都说，他身体很好，一家人过的也都很好，要是老家里有什么大事情，他要么亲自回来，要么让几个孩子过来，说，根在赵庄，这一脉不能断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好不容易在县城里搭了两间陋室，算是在小城里有了个落脚之地。也是从此时开始，我便告别了小镇上的理发店和那些刮胡光面拿手绝活的师傅们，是悄无声息的。

住宅所在的小区里有一条步行街，东西走向。街面上开了五六家发廊，美其名曰“感觉造型”“MG潮店”“博士园美发”等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往店里望一望，便匆匆走开。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世界，属于时尚达人的。还是去前马场吧，记得那里有一家店，不需要会员卡，也不需要网约，最多不过按现时防疫要求，戴上口罩，这好说，因我本是听话人。当然，手机还是不要忘了，不然怎么扫码付钱呢！

但时至今日，我还是时常想起石桥边那棵紫槐花下剃头的场景，落英满地，馨香四溢。

“剃头”是我们淮河这一带土著人的口语，其书面语唤作“理发”“美发”“艺术造型”等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，是觉得“剃头”这两个字比别的称呼更形象些、接地气些，就像我们习惯叫“马星星”而不称“蜻蜓”、叫“猪耳朵稞”而不称“车前草”一样，这可能是由于受到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、东庄的大鼓西村的锣长时慢袭的缘故。

我的老家是赵庄。记忆中的赵庄不大，约五六十户人家，二百来人口。就在这片黄土地上，前辈们在一年又一年重复着春播秋收、割草喂牛、劈柴煮粥的日子。前辈人中，就有一个名为赵福典的中年人，他身体瘦高，肤白清秀，说起话来总是轻声平气的，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儒雅；若按辈分计算，他是父辈一级的，我应该喊他“典爷”。典爷就是我们那里名噪十里八里的赵庄“第一剪”了。

除去午季和秋季，典爷剩下的时间就是走乡串里地忙着剃头。剃头的时间相对地比较固定，一般是约两个月时间一个村庄轮流一次，少数人因为事忙或外出不在家，只能抽个时间亲自到典爷家里去剃了。剃头的地点很随意，若天气不怎么冷，要么在门口的那棵老皮树底下，要么在坝口石条边的紫槐树下，或者是茅屋后面的凉荫里；在冬天，多是在堂屋里剃头，有时偶一抬眼，就能看到远处南塘沿上的残雪和郭庄后面公路上驶过的红色“大队号”两节杠客车，据说，那车是往返县城的。县城是啥样，不知道，只记得后来我第一次去县城坐的就是这样的“大队号”，那是去读高中，大哥送我去的。

典爷的道具全都放在“马篮”里，到谁家剃头，马篮往胳膊上一挎，不多时就到；倘若去别的村庄，只有再给“11路车”踩踩油门了。所需的长条凳和热水则由本家提供的。至于剃头实在的情形，和丰子恺老先生的《野外理发处》一文所写的如出一辙。

当然，那个年代前来剃头的多是男性。平常的日子，孩子们和半大小子剃的都是清一色的“粪扒头”，有的为了别致，还要求在脑后霸上留一个小尾巴，好让跑起路来“拉风”些。年轻人剃的是小平头，老年人多是“葫芦头”。要是到了年关，无论长幼辈分，时长时短，都还要再来一剃，俗话说得好，“有钱没钱，剃个头留过年”。或许是因为即将过去的一年，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，没有什么起色，想“从头再来”的意念油然而生。

孩子们剃头很少有洗头的，都是乖乖地立在原地，等师傅三推两剪之后，再将胸前的围布一撤，便撒马由缰不见踪影了。只有大人们才能享受剃头过程中洗头的待遇。洗头最初用的是“洋夷子”，就是臭肥皂，头发剪短以后，先润湿一下，再用臭肥皂水洗一洗，下下灰，最后才能“定型”。第二代洗发剂是洗衣粉，再后来就是海飞丝、潘婷了，而现在，名目繁多的洗发、染发、美发、护发等品牌，更是让人目不暇给。臭肥皂洗过发后，头发是涩涩的，用手指去梳理，如同行走在草莽间，裹足不能前。用洗衣粉洗发，感觉整个头颅就像放在干柴烈火上炙烤，感觉热烘烘的，后期的头发显黄，细且易断。

女孩子一般不去专门理发的，头发乱了、长了什么的，大多由母亲来打理。说是打理，其实就是拿着剪刀将头发剪短剪整齐点罢了，没有啥花花肠子，而母亲自己的头发也都是亲自动手绾起来，再用一个簪子往上一别，就高搁在脑后了。现在的男孩和女孩的理发都很讲究，造型也各有风格，当然价格也很前卫，如，女孩子的很简单的一个头发拉伸，在我们这个小镇就需要二百多元。

典爷的“薪资”是按年计算的，就是现在说的年薪，搁到今天，按因果关系来讲，典爷就是一个“白领”。不过，在我的印记里，他穿着最多的却是黑裤蓝褂，到了冬天，也不过再外加一件黄绿色军大衣。每年的“祭灶”前后，典爷就拿着几个蛇皮袋，挨村挨户地“讨薪”。说是“薪水”，其实不过是些五谷杂粮，是按一家人口的多少和年成的好坏收几瓢粗粮糊口罢了；要是遇到贫困户，典爷也不过是哈哈一笑了之，都乡里乡亲的，哪有什么“真”可较劲的，权当是一段情缘，算是“扶贫”了。

后来，市场开放了，典爷除了“背集”里走家串户以外，“逢集”的时候，他就挑着担子赶集去了。担子一头放几瓶热水，另一头是一桶新打的井水，这大概就是时常所说的歇后语“剃头的担子一头热”的来历了——再加上凳子和工具什么的，正好够一挑，于是，典爷就哼着小曲、满面春风地踏过小石桥，向西河湾那边集市上挑去了。

因为有一手好手艺，典爷家的生活条件就比较宽裕。我的记忆中，他家是我们庄子第一个拥有彩电的，就因为这，农忙之后的每天晚上，典爷家的那副厚重的朱漆大门似乎都要被挤破似的；有时遇到停电，典爷就抱一些电池连接起来，反正看电视不能扫自家爷们的兴。

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关于典爷的零星的记忆。再后来，不知是什么变故，典爷突然举家东迁，据说是落户到江苏某城去了，这在当时比较闭塞的赵庄及周边几个村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逢年过节回老家转转时，有时问起典爷的事，都说，他身体很好，一家人过的也都很好，要是老家里有什么大事情，他要么亲自回来，要么让几个孩子过来，说，根在赵庄，这一脉不能断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好不容易在县城里搭了两间陋室，算是在小城里有了个落脚之地。也是从此时开始，我便告别了小镇上的理发店和那些刮胡光面拿手绝活的师傅们，是悄无声息的。

住宅所在的小区里有一条步行街，东西走向。街面上开了五六家发廊，美其名曰“感觉造型”“MG潮店”“博士园美发”等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往店里望一望，便匆匆走开。这些都是年轻人的世界，属于时尚达人的。还是去前马场吧，记得那里有一家店，不需要会员卡，也不需要网约，最多不过按现时防疫要求，戴上口罩，这好说，因我本是听话人。当然，手机还是不要忘了，不然怎么扫码付钱呢！

但时至今日，我还是时常想起石桥边那棵紫槐花下剃头的场景，落英满地，馨香四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