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神笼罩小镇

小镇上每天都有人饿死。呼啸的大北风以及寥远、惨白的雪野，更使得饥馑的人们孤苦无依。

我家隔壁住着一位瞎男人，平常很和善，出入总不声不响的，现在家人自顾不暇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了，他受着饥饿的煎熬。某一天，他摸进我家的厨房，偷吃了母亲起早蒸熟的糠饼。

自此，他不好意思见人，也无力再走出家门。之后不久，他饿死了，一群同样饿得摇摇晃晃的人悄无声息地把他抬往墓地。

饥荒的尽头不知在哪里，父母忧心忡忡。四十五岁的父亲对故土的思念就在这时开始泛滥起来。回老家，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消除不了，关于故土的回想竟使得原本严厉异常的他变得有一些温情。他讲起老家的山，老家的田地，他说我们回到老家肯定不会饿死，因为那里一年到头都是绿的，最不济也有青菜可以充饥。

想来母亲一开始是随口附和过他的，大约并没把他说的当真，后来见父亲越来越急切，母亲变得警觉起来，于是断然正告父亲：真要走你自己走，我和孩子们是不会离开东北的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这样公开违拗父亲意愿的事几乎没有过。她顺从父亲，很少和他争辩什么。

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，在家庭中事事说了算。他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连大声说话也不敢，踮起脚走路，父亲午睡，讨厌惊扰，连苍蝇也不许飞，我们姐弟几个轮流拿蝇拍打苍蝇。

对于母亲来说，父亲那时的权威高于一切。但综观父母的一生，母亲由年轻时对父亲的顺从，到后来的不顺从，以及晚年的事事对立和不妥协，显示了人生很复杂的因素，这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。

父亲的强横也逐渐演化为晚年的病弱和无奈。可以说母亲敢于和父亲意见相左就是从这次开始的。父亲的打算使母亲产生一种远去异国它乡的恐惧。她还从未想过某一天要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小镇。

她知道一些女人离开小镇后的悲剧，如她很熟悉的一位女子，随丈夫去某个边远地方，吃了很多苦，几年后还是一个人回来了。

小镇上人尤其对南方没有好感，认为那里人奸滑，气候死热，北方人去了没个好。姥爷姥姥也反对女儿随女婿去南方。

初次去南方

父亲开始天天和母亲磨嘴皮子。父亲去意已决，但母亲仍然立场坚定。

有一天，一场暴雨之后，父亲去到山后的姥姥家，当着姥爷姥姥痛哭一场，竟一下感动了两位老人。他们松了口，母亲也不好再一口咬死。于是商量出个办法，就是让父亲带我和两个姐姐先到南方看一看，把情况搞清以后回来再说。

母亲不相信父亲回来以后会跟她如实地说老家的好与不好，所以一再嘱咐我把看到和听到的都记在心里，回来向她报告。

事实证明母亲的想法是天真印，因为我对事物还缺少分辨能力，再说父亲会把他的想法原原本本地灌输给我的。

那次去南方是我平生头一回出远门，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很新鲜，如在南京的浦口，我们乘坐的火车给载到船上过江，火车随着行驶的船晃晃悠悠；俯瞰江面，浪花翻卷，江鸥飞翔。但在去安庆的大轮上，我弄出件大煞风景的事，使得旅行的快乐减少了许多。

事情的起因是我们从大虎山动身之前，吃了好久去除籽粒后的玉米芯子磨成的粉，拉不下屎，有时急得用手抠。父亲给我开了一些泻药，一次服一粒，起初并无效果，但在大轮上，饭食油水多些，泻药猛然见效了。夜晚我还在睡梦中，一股秽物从肛门中喷射而出，竟然滴到了下铺旅客的头上。

那是个采购员模样的人，叫苦不迭：这小鬼，要死，怎么搞的！ 

父亲连连给他道歉。解释了事情的起因，那人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
父亲带领我们去的地方，并不是他在长江北岸的老家，而是江南小镇大渡口以东一个叫挖沟的小村庄。因为他唯一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在那里，可以去投靠一下。

也许是冬日天气的关系，挖沟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脏黑破败，低矮的茅屋没有什么生气。父亲的姐姐──我的大姑，是个衣服灰旧、脸腮凹陷的老太太，老是咳嗽吐痰，对我们也没显出什么热情。

她从小就到姓金的人家做童养媳，日子很苦，成婚后生了七个女儿，没生儿子。女儿早已都出嫁，老伴多年前去世了，现在她一个人住一间小屋，用一口小瓦灶，自己烧饭吃。由于通风不好，烧饭时屋里烟气呛人，天长日久，墙壁窗框都给熏得黑乎乎的。

现在挖沟居住的有我的二表姐、五表姐、六表姐。她们的年龄都和我父亲差不多，但依辈分还要喊我父亲“老母舅”。几个表姐夫也都是比较本份的农民，不大说话。他们对于父亲要带着一家人来挖沟落户，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

大姑的小屋里是呆不住人的，父亲就整天带着我到田间地头，看他所讲的“四季如春”，把一切绿的植物深刻地灌输到我脑海中去。

我想他这时已经定好计谋：把我的两个姐姐作为“人质”放在挖沟过年，不再带回东北了，以使得母亲有牵挂；而对我是每天进行“南方好”教育，让我背书一样念诵南方的咸鱼腊肉怎样香气四溢，地里青菜如何新鲜脆嫩，亲戚乡人怎样热情，弄得我头昏脑胀。父亲先是威胁，后是利诱。他决心让我成为一个围绕他指挥棒转的宣传员。

在父亲抱着必胜信心，率领我返回大虎山时，我的两个姐姐就给可怜兮兮地留在了挖沟。她们要呆上几个月，等我们全家过来才能会合。如果母亲仍然不愿过来，她们的处境就有些悲惨了。

当我回家见到母亲后，母亲对我在父亲督促下嗑嗑巴巴地讲南方的种种“妙处”已经不感兴趣，她连连责备父亲把两个女儿丢在南方，她为她们担心──母亲果真中计了。我想父亲此时在暗暗得意，他的“叶落归根”梦想可以实现了。

接着是迁徏南方一连串的准备工作，处理一些旧用具，办准迁证等。据说父亲在办退职手续时，遇到了麻烦，单位基于他的手受过工伤，不同意他退职。父亲又是苦苦要求，保证将来不以工伤来找单位，这样才得以批准。这些办妥之后，行李开始打包、托运，父母把炕桌、橱柜之类他们认为用得着的都带上。

那时的我，正处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忆，也不懂得操心未来的年纪。父母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。我只隐约觉得，某一天我还会回到这小镇来的──事实上，其后三十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回到过大虎山小镇。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的一座小山，我家住过的老房子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又是乘火车，坐轮船，我们全家到了安庆，稍事停留，就坐上一条木船去江南。这是一九六一年的早春，天气清冷，阴云凝结在空中，也许意识到重新开始生活的艰巨，父母望着江面，沉默无话。船在长江南岸停靠之后，水手们帮我们往下搬东西。天上开始掉雨点。

母亲走进不远处的沙地柳丛中，背对着我们坐下了。我看到母亲的身体在微微抖动，忍不住走过去。母系低垂着头，我看不见她的脸，只见到她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摔落在沙地上，和随风飘来的雨点混在了一道。后来，她站了起来，朝着北方看了好久好久。她的思乡之痛从此而开始，终生未能稍减。   

艰难的日子

初来挖沟，我们借住在同一生产队的老鲍家，他家三间草房，让给我们一间。

老鲍是个看上去有些委琐的汉子，矮个，平顶头，肩膀有些病态地耸起。他有哮喘病，每到清早，喉咙里拉大锯，痰液呼呼响，整个身体像给谁抽了筋，佝偻成一团。太阳起山后，他才好一些，蹲到墙根，拿一把大烟袋一个劲喷云吐雾。他爱说笑话，常常吹嘘自己有过很多相好。初夏时，他到几十里外的开荒地去了，不常回家。

老鲍的婆娘长脸高颧骨，不认字也不识数，一双大脚，走起路来登登响。她不生育，抱养了一个病猫样的男孩，每天喂米汤。她从不收拾家务，鸡飞到灶台上去，猪则往厨房里乱窜。她对我们几个小孩倒怪欢喜的，但我们都躲开她。

家里分了七分自留地，父亲一发狠，全都种上小白菜，说这回饿不死了，青菜可以管饱。结果春季一到，白菜全都抽了苔子，地里开成黄花一片。这时依然没有什么粮食吃，天天吃菜为主，菜里顶多撒把糠，人们脸都吃绿了。

父母要参加生产队干活，他们从来没正经当过农民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，每天都很累，但毕竟也干下来了。母亲除了地里干活，回家还要缝补洗涮，更辛苦些。

这段时间，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吃黄连粉，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这种黑粉，让母亲做饼给他吃，邻居们都说黄连苦得要命，是下不了口的。但父亲坚持要吃，他大口地吞咽这些黑粉，脸上努力不流露一丝苦意，显得十分悲壮，母亲却扭转身子哭了。

另一件事是父亲赤膊到地里干活，上身晒出了一层水泡，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，但他没叫一声痛。 

紧接着到来的夏天对于母亲来说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煎熬。先是梅雨季节，天天下雨，几乎在一个月内没出过太阳，气候潮湿闷热，母亲对此特别不习惯，身上整天都是汗淋淋的。

热呵，真热，母亲发出痛苦的叹息。她吃不下东西，晚上也睡不好，半夜里走来走去，想找个有风的地方。

梅雨过后，多日连晴，火毒的太阳从早到晚地照着，土地晒得烫脚，村庄沉浸在一股热浪中。母亲热得上不来气，垂弯着背，脸色青黄，昏昏沉沉地坐在背阴的地方。就这样，她还坚持给我们做饭，洗衣，还要到地里干活。

她对付热的唯一办法是往头上倒凉水。头发干了，再倒，总让头上水淋淋的。本地人都劝她歇歇，说身子要紧，不然出个三长两短，孩子们可怎么办。

母亲背着我们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每一个白天和夜晚，她都是苦苦挨过的。甚至几年之后，在我们全家人都基本适应南方的酷热之后，母亲仍然极其害怕过夏天。

多年之后她对我说，当时实在不行了，好几次准备拎个包袱回东北，之所以没走成，最主要的是放心不下我们这些孩子。

在老鲍家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又搬到生产队的一处空房子里住，是一排四间房，中间用芦苇杆隔开，两家人住。隔壁住的是老马一家人，由于芦苇不隔音，两家人说话走路互相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老马是个老实巴脚的农民，脸膛很黑，言语特别少。他是从外地招亲来的，有力气，能苦做。

我还记得他女儿马兰花出生的事。是一天夜晚，老听到隔壁叽叽哝哝的有人说话，急促的脚步响个不停。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在说快了快了。一两个时辰以后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吓了我一跳，才知道隔壁人家生小孩了。从那以后我知道，生小孩原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

这时候，荒年逐渐过去，粮食能勉强糊口了。大姐转学到安庆四中读书，二姐和我在离家不远的兴安小学上学。

不久，我们又第三次搬家，这次是搬到村西头的饲养场。 

饲养场

一生中住过许多地方，“饲养场”我始终记忆犹深。

所谓饲养场，原是公社化时期大队里的养猪场，饥荒来临，猪养不下去了，就把房子给了村里的孤寡老人住。

我还记得姓江和姓丁的两位老太太，江老太身子瘦弱，脸上有些浮肿，衣服又脏又破，有点疯疯癲癫，喜欢唱着歌在场地上走来走去。她嗓音喑哑，老是唱一首老歌：“嘿啦啦啦，嘿啦啦，打败美国侉哟，遍地开红花呀──”

丁老太和江老太截然不同，她年纪大些，但身体很好，一双小脚走路重心却很稳。她不苟言笑，一天到晚驮着个竹筢子，筢子上再吊个篾篮，到树林里去筢树叶子。筢回的叶子在门口堆了很多，一年半载都烧不完，她还不肯歇歇腿。

江老太懒，总是没柴烧，就很忌妒丁老太，常在我们面前说她的坏话，如讲她阴坏，偷东西等等。讲的时候通红的眼角布满了眼屎。

我们家住的房子稍大些，屋后有一口水塘，塘边长满大树，绿森森的。又一个炎夏来临，家里没有凉床，每到黄昏，母亲先往大树下空地上泼凉水，去掉些暑气，然后让我们拆下门板，在风口搭起睡铺。那时父亲为队里值夜守庄稼，吃过晚饭出门，隔天早晨才归家。 

我们睡在夜空下，心思随着星星远去，露水渐渐润湿了眼皮，于是飘渺的梦境来临。有些夜晚，风暴不期而至，母亲一个个推醒我们，怕惊着我们压低声音急促地说：孩子，快起来，要变天了。我睁眼看看天空，果然大块的黑云已经阴险地集结，沉沉欲坠。大风从田野的尽头嘶啸而来。

在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中，我们赶紧拆除睡铺，把门抬回原处。这时风暴已经猛烈扫过我们的小屋，我们的头发和高高的大树同样翻卷起来。门板被风吹得把持不住，怎么也上不回门框里去。风凶险地灌入屋内，屋子开始在摇晃抖动。

母亲紧张得声音断断续续，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：天呵天呵老天呵。她的手臂既要抵住门板，又要照护我们，怕我们给风吹跑。终于门插进轴里，但却给风吹得拴不上，我们竭尽全力，通过薄薄的门，和凶恶的大风对峙着。风中的世界在抖动，我们的心也在抖动。   

我们也经历过另外一种恐惧之夜。深夜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睡梦中，突然有个人是说梦话还是因为某种神经质般的恐惧，惊呼一声：老虎来了！在露天沉睡着的人们全给惊醒，连忙不顾一切地往家跑。

没有人真看见过老虎，但也没有人不惊惶失措。这种骚乱有时要惊扰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，像炸了窝一样，由某个人梦中的一声尖叫开始，村庄里随之而起一片喧哗呼号的声浪，脚步乱纷纷的，有什么东西给碰得轰然一响。大人小孩猛然一齐发出驱赶巨兽的“唆唆”声。被黑夜分割的惊慌恐惧的人们，只有通过喊声相互壮胆。

白天时，人们谈起这事，觉得可笑，但一到晚上又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村人不由自主地随着丧魂落魄的村庄一起惊悚不止。这也可能是荒年之后日子虽然逐渐正常，但人们对灾祸仍余悸未消的缘故。

在这样的夜晚，母亲总是连拉带拽地让我们这些孩子回到家里，然后紧紧拴上大门，再把桌椅板凳搬过来顶住。她点上一盏油灯，我们几张惊魂未定、没有血色的脸就都依偎在灯影里。巨兽舔啮我们的神智；巨兽和夜色一样无所不在。

母亲隐在窗口，久久地朝外窥探。家里闷热异常，汗湿衣衫，但没有谁敢到外面去。黑夜早已没了动静，油灯却始终无人吹灭，直到黎明来临，灯油干了熄灭为止。